邯郸刑事辩护、取保候审、会见律师-邯郸:帮信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 “帮信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fuwu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是明知的状态。这里的 “明知” 既包括确切知道他人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也涵盖知道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例如，行为人明知他人开办的银行卡可能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仍帮助开办银行卡，这种情况下其行为便符合帮信罪的主观明知条件。并且，除了行为人直接承认其具有明知之外，还可以从诸如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实施有关行为、接到jubao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或工具等技术支持帮助、频繁采取隐蔽上网等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措施、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等方面予以推定，但有相反证据除外。

其次，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fuwu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并且要达到 “情节严重” 的程度。像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等等情形，均属于司法实践中认定 “情节严重” 的常见情况。比如，有人明知申请支付接口需要提供商户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五证信息和网络商城备案域名，且明知非法代理的网络支付接口可能被用于犯罪资金走账和洗钱的情况下，仍通过事先购买的企业五证信息和假域名备案在第三方公司申请支付账号，以收取接口费等方式将账号卖给他人，并收取相应分润，这种行为就满足帮信罪客观方面的构成条件。

后，帮信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单位及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正常信息网络环境的管理秩序，毕竟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破坏了稳定、健康、有序的信息网络环境，对正常的管理秩序造成了损害。只有同时满足主观明知、客观实施帮助行为且达到情节严重、符合相应主体要求这几个条件，才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在具体判定量刑幅度时，“情节严重”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出现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xingzhengchufa，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 5 张（个）以上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卡 20 张以上的等情形，往往就会认定为 “情节严重”，进而影响量刑。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也会影响终的量刑结果，比如犯罪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是否初犯偶犯、是否积极退赃退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像有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或者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又或者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地位等情况，都会使得量刑时综合多方面因素做出相应调整。帮信罪的量刑需要结合案件的各种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来准确判定。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因无法证实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进而因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例如华检刑不诉〔2021〕34 号案例中，被不起诉人龙某某实施的行为仅起了辅助作用，目前仅有的言辞证据供证不一，缺少客观证据，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刘某某支付宝账户用于转移犯罪资金、是否明知自己接送的人是为犯罪团伙提供帮助证据不足。还有东检刑检刑不诉〔2021〕Z1500 号案例里，张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关于主观明知方面的供述前后矛盾，谌某某也没有相关有罪供述，且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二人在主观上明知或者应当明知接码平台对通过二人发送验证码注册的账户实施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终认定张某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这些案例都表明，主观故意方面证据的欠缺会使得案件因不符合起诉要求而无法起诉。

当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支付结算金额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时，也会导致无法起诉的情形出现。像漾检刑不诉〔2021〕10 号案例，经检察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后，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实丁某某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同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系他人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的在案证据也不足，所以被不起诉人丁某某不符合起诉条件。这充分体现了支付结算金额等立案标准相关证据的重要性，若无法证实达到相应标准，案件便难以进入起诉阶段。

若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获利金额等关键事实，出现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检察院通常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比如大检二部刑不诉〔2021〕Z23 号案例，依据现有证据，检察院仍然认为大理市公安局认定董某某获利金额不清，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由此可见，获利数额作为案件重要的事实要素之一，当其证据不清晰时，会直接影响案件的起诉与否。

在一些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且犯罪情节较轻，同时具备其他从轻情节时，检察院会作出不起诉决定。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例，大学生陈某将名下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其名下的银行卡单向流入资金 714821.36 元钱，且其中 21900 元经查证系被害人的被诈骗资金。但陈某系在校大学生，属于初犯、偶犯，并且在发现信用卡有多笔资金交易后立即电话联系信用卡客服中心进行挂失，有自首情节，后续又认罪认罚。综合这些因素，检察院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此类型不起诉常见于类似的在校学生等特殊主体涉案，因一时法律意识淡薄实施了相关帮助行为，但整体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且具有诸多从轻情节的情况。

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实施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后，自愿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因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被不起诉。如赵某出售银行卡获利后，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款规定的行为，但鉴于其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赵某不起诉。可见，积极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于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危害性的一定弥补，从而促使检察机关综合考量后作出相对宽缓的处理决定。

在穆倩倩律师办理的一起帮信罪案例中，被告人起初被刑拘，不过在 37 天内就被取保出来了。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犯罪情节较为轻微，其并没有通过实施帮信行为获利。取保之后，律师多次积极地与检察官进行沟通，被告人也展现出了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着深刻的认识，积极配合司法程序的推进。终，检察院给出了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的量刑建议，而这一建议也被法院所采纳，成为当地首例帮信罪判缓刑的案例。由此可见，犯罪情节较轻以及良好的悔罪表现，是争取帮信罪缓刑的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会对终的判决结果产生积极影响，让被告人有机会获得缓刑这样相对从宽的处罚，有助于其更好地回归社会、改过自新。

在部分帮信罪案例里，法院作出缓刑判决会充分考量被告人是否存在再犯罪的风险，以及判决缓刑对其所在社区会产生何种影响。比如，有的被告人在过往并无刑事犯罪记录，一直遵纪守法，此次实施帮信罪系受到他人蛊惑或者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并且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等，通过对其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工作情况以及社区监管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后，判断其再犯可能性极低。同时，经过对其所在社区的走访了解，发现其回归社区后不会给社区带来重大不良影响，例如不会对社区的治安秩序、风气建设等方面造成破坏。基于这些考量，法院认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从而作出缓刑判决，这体现了司法判决在保障社会秩序和促进犯罪人改造方面的权衡与考量。

以谢某的案例来说，谢某因出借银行卡被警方带走，随后被批准逮捕。但谢某本身患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之前在老家的大医院多次手术治疗，平时需要精心保养，且病情无法逆转，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由于饮食和休息条件较差，病情出现了明显恶化，甚至已有了消化道出血的前兆。其家属委托律师介入后，律师先是携带谢某的病历到检察院，向承办检察官告知其特殊身体情况，并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争取变更强制措施，虽起初遇到阻碍，但后来看守所发现谢某身体状况危急，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在后续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阶段，律师又多次向检察官、法官陈述谢某病情的特殊性，且其亲属也愿意积极退赔退赃，尽管过程曲折，不过终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以及谢某的身体确实不适合羁押等因素下，符合一定条件，谢某获得了缓刑判决。这充分体现了特殊身体状况在争取帮信罪缓刑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司法机关也会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在符合法律规定和保障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对这类特殊情况予以适当考量。

例如 Z 某的案例，Z 某为获利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身份证提供给他人用以走账，收取了他人给予的钱款 3000 元，当日走账银行流水 40 余万元，其中经查实涉及诈骗款项数额 85375.1 元。Z 某妻子独自在海南抚养年仅 6 岁的儿子以及身患残疾的 Z 某母亲，其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原本靠在深圳工作赚钱养家，然而此次因案件被单位变相辞退。若对 Z 某科处刑罚，案底将会成为他再就业的巨大障碍，同时也必然会对其家庭成员的生活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家庭可能陷入经济困境，亲人也会面临生活上诸多难题。其辩护人在了解这些情况后，积极与检察官、法官沟通，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将这些家庭因素作为争取缓刑的依据之一，充分阐述了缓刑对 Z 某及其家庭的重要性，终使得 Z 某获得了缓刑判决。这表明家庭等因素在帮信罪争取缓刑时，也能够成为影响司法机关判断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与对犯罪人实际情况的综合权衡。

对于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在被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是十分关键的。首先，要如实供述自己知晓的所有相关情况，包括提供帮助的具体行为、与相关人员的往来等细节，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隐瞒或歪曲事实，因为如实供述体现了良好的认罪态度，在后续司法机关考量是否起诉以及量刑时，都会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例如，如果是因出售银行卡而涉及帮信罪，就要清楚交代出售的缘由、卖给了谁、是否知晓对方可能用于犯罪等情况。

其次，若存在违法所得，应积极主动退赃。积极退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也向司法机关展现出自身悔罪的诚意，对于争取不起诉或者缓刑有积极影响。像有些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后，及时将因帮信行为获取的利益全部退还，终检察院综合考虑后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而家属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家属应当及时委托的律师介入案件。律师有着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能够准确判断案件走向，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比如申请取保候审、协助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另一方面，家属要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工作，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例如犯罪嫌疑人的日常表现情况、是否存在精神或身体方面的特殊状况等材料，这些材料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为嫌疑人争取权益提供帮助。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中，律师在不同阶段有着相应的辩护要点来争取不起诉或缓刑。

在侦查阶段，律师要尽早介入，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通过会见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包括嫌疑人实施帮助行为的背景、主观认知程度、是否受到他人胁迫等关键信息，同时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缓解嫌疑人的心理压力。例如，若嫌疑人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律师可以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详细讲解，让其对自身处境有清晰认识，便于后续配合调查。而且，律师可以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申请取保候审的可能，及时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争取让嫌疑人先恢复一定的人身自由。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需要仔细查阅案件卷宗材料，全面梳理案件事实与证据情况，寻找证据方面存在的漏洞或者对嫌疑人有利的细节。如果发现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比如主观故意方面缺乏足够证据证实、支付结算金额等达不到立案标准、获利数额等关键事实不清等，律师应及时与检察官沟通，提出因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意见，争取让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积极与检察官就量刑建议进行协商，结合嫌疑人的从轻情节，如系初犯偶犯、积极退赃、认罪认罚等，争取较为有利的量刑建议，为缓刑争取创造条件。例如，对于在校大学生初犯帮信罪且积极退赃、认罪认罚的情况，律师就可以着重向检察官阐述这些从轻情节，建议给予不起诉或者缓刑的处理。

在审判阶段，律师要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以及庭审中出现的新情况，撰写并提交有力的辩护意见。从犯罪情节较轻、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不存在再犯罪风险以及对社区不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等角度出发，充分论证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说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