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的量刑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该条款明确指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fuwu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款的规定处罚。同时，如果存在前两款行为，又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那么要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

另外，根据《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情节严重” 有明确的情形界定，比如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xingzhengchufa，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等。若实施相关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上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在邯郸地区执行帮信罪量刑标准时，总体上是严格参照国家《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执行的。邯郸地区会参照河北省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确保量刑的规范性与公正性。

不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和其他地区相比可能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例如，在考量 “情节严重” 程度时，对于涉及本地高发类型的帮信犯罪行为，如在某些特定产业集中区域出现的利用信息网络为相关犯罪提供帮助的情况，在综合判定情节严重性时，会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此类犯罪对本地社会秩序及群众造成的影响等因素，更为谨慎细致地去衡量具体情节对应的量刑幅度。而且，在面对不同年龄、职业等主体实施帮信罪时，邯郸地区的司法机关也会结合本地的法治宣传情况、犯罪预防工作重点等，去考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再犯可能性等因素，进而在量刑时做出更贴合实际情况的决定，保障法律实施效果与社会治理目标相契合。

在邯郸地区司法实践中，以下情形通常会被认定为帮信罪中 “情节严重”，进而影响量刑：

提供帮助对象的数量方面：若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为同一对象提供三次以上帮助的除外），便符合 “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之一。例如，某人向多个不同的网络赌博团伙提供支付结算方面的帮助，这种情况就会被重点考量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程度来确定量刑。

支付结算金额情况：当支付结算金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时，一般会认定属于 “情节严重”。比如，行为人利用自己掌控的多个银行账户，为网络诈骗团伙进行资金的转移支付，累计金额超过二十万元，那么在量刑时就会基于此情节来衡量。

提供资金数额标准：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也满足 “情节严重” 的情形要求。像某些帮助网络赌博平台在网络上进行广告推广投入资金达到这一数额的情况，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会着重考虑这一因素。

违法所得数额考量：要是违法所得达到一万元以上，同样会被视作 “情节严重”。例如，通过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并从中获取了相应的高额报酬，报酬金额超过一万元的，便在量刑时要依据此来判定相应的刑罚幅度。

过往处罚经历关联：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xingzhengchufa，而后又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也认定为 “情节严重”。例如，某人之前因参与非法网络推广被xingzhengchufa过，之后又再次为网络犯罪提供fuwu器托管fuwu，这种情况下在量刑时就会因有之前的违法记录而加重考量。

造成后果严重程度：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致使众多被害人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或者破坏了重要的网络信息系统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等，提供帮助的行为人也会基于此被认定 “情节严重” 来量刑。

其他特殊情形：像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 5 张（个）以上的，或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 20 张以上的，以及其他能够体现情节严重性质的情况，同样会影响量刑。例如，大量售卖手机卡给不法分子用于实施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即使未达到前面列举的部分金额标准等，但因售卖数量众多，也会在量刑时认定为情节严重情况来综合判定刑罚。

此外，实施相关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上述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进而影响量刑轻重。

在邯郸的司法过程中，认定行为人是否 “明知” 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进而影响量刑轻重，需要从主客观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结合过往经历判断：如果行为人之前有过参与类似违法违规网络活动的经历，或者其所处行业本身对于信息网络犯罪行为有一定了解渠道却仍实施相关帮助行为的，就更倾向于认定其 “明知”。例如，电信、银行、网络支付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fuwu便利，非法开办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可认定 “明知” 的情形（除非有相反证据）。像银行工作人员明知不能违规出租客户账户信息，却依然这么做去帮助他人，那大概率会认定其主观明知存在犯罪行为。

参照交易情况分析：

价格或方式异常方面：若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比如出售、出租银行卡等 “两卡” 获取的报酬远超正常办理成本，或者采用一些不合常理的交易方式，像频繁更换交易地点、通过隐蔽渠道进行交易等，通常会被认定为 “明知”。例如，正常办理一张银行卡成本很低，但行为人却以每张数千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这种明显异常的交易价格就可作为认定其明知他人利用该卡实施犯罪的依据之一。

多次交易情况：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涉及支付结算等功能的各类卡、账号等的次数、张数、个数较多的情况，也会辅助判断其主观明知状态。比如频繁地售卖自己名下的多张银行卡给不同陌生人，就容易被认定知晓对方可能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依据提供帮助的方式考量：

提供专门工具或技术支持：如果提供了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例如为网络赌博团伙专门开发可以躲避监管的投注软件等行为，基本可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实施犯罪行为。

逃避监管相关行为：频繁采取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或者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也会被认定主观上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比如，帮犯罪分子设置虚拟拨号设备（VOIP、GOIP、多卡宝、络漫宝等）来隐藏真实号码拨打电话实施诈骗，同时采取加密手段防止被追踪，这种情况就能推断行为人明知对方在犯罪。

综合其他主客观因素：还要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与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人的关系、获利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因素，予以全面综合认定。比如一个认知能力正常的成年人，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陌生且声称用于非法用途的人，并从中获取高额报酬，即便其辩称不知道对方会实施犯罪，综合各方面因素也可能认定其明知。但如果是亲属、朋友之间基于xinlai基础的正常借用等情况，且无获利或者获利极少的，即使后来银行卡被用于犯罪，一般不会轻易认定出借人有明知的主观故意，不过要是有客观证据足以证明其明知的除外。

在邯郸地区，针对单位触犯帮信罪的情况，有着相应的量刑细则和考量因素：

单位的罚金判罚：对于单位犯帮信罪的，首先会对单位判处罚金。罚金的数额通常会综合考虑单位实施犯罪行为涉及的范围、造成的危害后果、违法所得数额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比如单位利用自身网络平台优势，大范围地为多个网络诈骗团伙提供广告推广fuwu，违法所得丰厚，那相应的罚金数额可能就会偏高，以此来体现对单位犯罪的经济惩罚力度，起到警示作用。

单位相关人员量刑：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依照《刑法》中关于帮信罪款规定的处罚来量刑，也就是一般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具体判定时，会考量相关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主观恶性程度、是否积极采取措施阻止犯罪行为继续等因素。例如，单位主管人员明知单位开展的广告推广业务是在帮助网络赌博犯罪却积极推动，与被动执行命令的普通员工相比，主管人员的量刑往往会更重一些；而如果相关人员在知晓犯罪行为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危害后果的，在量刑时则可能会适当从轻处罚。

同时，如果单位实施帮信罪的行为，又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那么就要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以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维护法律的以及对单位犯罪行为惩处的合理性。

在邯郸地区，当帮信行为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时，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原则有着明确的运用和操作方式。

例如，在一些案例中，行为人的帮信行为可能同时涉及诈骗罪的共犯情形。如果行为人不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还深度参与到诈骗的策划、实施环节中，那此时就需要对比帮信罪与诈骗罪相应量刑幅度来确定终定罪处罚方式。按照刑法规定，诈骗罪在诈骗金额达到数额较大（通常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时，就可能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帮信罪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若经过综合判断，其行为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更重，那就会以诈骗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又如，部分案例中存在帮信行为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竞合的情况。比如行为人帮助网络犯罪团伙转移资金，其行为既符合帮信罪中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情形，又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对犯罪所得进行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时就要考量具体的涉案金额、行为情节等因素，看按照哪一罪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决定终适用的罪名及相应量刑。

再如之前邯郸发生的一起案例，有人搭建网络平台为多个网络赌博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还参与了对部分赌资的分红等行为，这就涉及帮信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关联情况。开设赌场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机关经过对其提供技术支持的程度、参与赌场运营获利等各方面情况综合审查判断，终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了定罪量刑，以此来确保法律的严肃公正以及对犯罪行为惩处的合理性，切实维护社会正常的网络管理秩序和法治环境。

以下是邯郸地区已审结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帮信罪案例：

案例一：永年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席某、梁某某、王某、潘某为谋取不法利益，在明知他人用于网络犯罪的情况下，仍将自己名下或者从别人处收购的多张银行卡出借给他人，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所出借的银行卡资金流水达数百万元，多名被害人上当受骗，蒙受损失。经法院审理认为，这 4 名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终被告人席某、梁某某、王某、潘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刑罚，均并处罚金，同时追缴违法所得，4 名被告人均服判不上诉。

案例二：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田某一案，2022 年 4 月，田某为获利，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在邯郸市丛台区办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河北银行卡出借给他人，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获利 1600 元。田某涉案银行账户单向流入资金共计 3843387.91 元，关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4 起，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 158428 元。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鉴于被告人田某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并积极缴纳罚金，依法可从轻处罚，终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缴纳）。

案例三：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赵某某、李某某、周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赵某某系某电信邯郸分公司某营销中心支局长。2020 年 4 月份以来，赵某某为获取运营商给付的开卡奖励，在明知宁某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仍授意其分管网点内的工作人员李某某、周某某，将工号、密码等信息交给宁某某，违规为其开办手机卡 700 余张。宁某某在取得手机卡后，以每张 50—10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其中 12 张被用于电信诈骗活动，造成财产损失 22 万余元。邯山区检察院以三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终邯山区法院作出判决，以被告人赵某某、李某某、周某某均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作出后，三被告人均认罪服判。

从这些案例可以给邯郸市民以及相关从业者带来以下启示：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个人账户等，切不可因贪图小恩小惠，出借、出售、出租这些重要的个人信息物品，因为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网络犯罪，自己就很可能沦为帮凶，触犯帮信罪，面临法律的严惩。像案例中那些出借银行卡、出售手机卡的被告人，终都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而对于诸如电信、银行等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更要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不能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fuwu的便利，违规去开办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例如邯山区检察院办理案件中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本应对电话卡实名制等要求心知肚明，却为了利益违规操作，终要承担刑事责任。

大家要不断增强网络安全观念，提高防范风险意识，遇到可疑情况，比如有人高价收购各类卡、账号等情况，要及时向公安机关jubao，避免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同时也能助力减少帮信罪等网络犯罪相关案件的发生，维护好邯郸地区健康良好的